基督徒性生活不和谐能离婚吗,基督徒有生理需要怎么办

宗教对文明作出过有用的贡献吗？〔1〕

我个人关于宗教的观点就是卢克莱修〔2〕的观点。我认为宗教是由于恐惧而发生的病症，是人类难以言说的苦难的根源。不过，我不能否认宗教对文明作出过某些贡献。它曾在古代帮助制定历法；它使埃及的祭司如此仔细地记录日食和月食，以至最终他们能对日食和月食作出预报。这两项功绩我是准备承认的，但是还有什么其他贡献我就不知道了。

“宗教”一词现今被用得非常不严谨。有些人在偏激的新教影响下，用这个词指称任何关于道德或宇宙性质的、严肃的个人信念。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宗教首先是种社会现象。教会也许把自己的起源归功于具有强烈个人信念的导师，但是这些导师对自己创建的教会很少有大的影响，而教会对它们生存并活跃于其中的社会却有极大的影响。就拿西方文明社会中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来说：福音书中的基督教诲几乎与基督教徒的伦理观完全无关。从社会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关于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基督，而是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要评价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的基督教，我们不可以到福音书中去找材料。基督教诲说：你们应该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3〕；你们不应该争斗〔4〕；你们不应该去教堂〔5〕；你们不应该惩罚淫行〔6〕。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没有表现出要遵循他的教诲的强烈意愿。的确，有些方济各会修士曾企图传布使徒贫穷的教义，但是教皇谴责他们，他们的教义被宣告为异端。或者，再考虑一下诸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7〕这种经文，并且问自己：这种经文对宗教裁判所和三K党究竟有什么影响。

基督教如此，佛教也不例外。佛陀和蔼开明；他临终时还嘲笑他的门徒认为他是不死的。但是，佛教的法师却主张愚民政策，而且专横跋扈，极其残忍——例如，在西藏就存在这种情况。

关于教会与其创建者之间的这种差异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只要某个人的言论被认为含有绝对真理，马上就有一帮专家来解释他的言论，而且因为这些专家掌握着通向真理的钥匙，他们肯定能得到权力。他们也像其他任何特权阶级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一己私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任何特权阶级更坏，因为他们的职责是阐述神明一劳永逸和绝对完美地向人启示的、恒久不变的真理，因此，他们必定成为一切理智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反对者。教会曾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如今它又反对弗洛伊德。教会在其权势如日中天的时代，更加激烈地反对理智生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在给某个主教的一封信的开头写道：“我们收到了一份我们在提到它时不能不感到羞愧的报告，说你给某些朋友讲解语法。”这位主教迫于教皇的权威，只好停止这种邪恶的工作，而拉丁语研究在文艺复兴以前也就一蹶不振。宗教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害的。我这样说是指宗教传授并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道德准则。几年前，德国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应该让已被废黜的皇室继续享用其私人财产，当时德国教会就正式宣布，剥夺这些皇室的私人财产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众所周知，教会过去，只要它们有胆量，便反对废除奴隶制；现在，除少数大肆宣扬的事例以外，它们又反对每一旨在经济公平的运动。教皇就曾正式谴责过社会主义。

基督教与性

然而，基督教最坏的特点是它对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如此病态和如此反自然，以至于只有与罗马帝国逐渐衰败时文明世界的弊病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这种态度。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大意是，基督教改善了妇女的地位。这是对历史所能做的最卑劣的歪曲之一。在一个其中人们认为妇女不应当违反非常苛严的道德准则是极其重要的社会里，妇女是不可能享有还说得过去的地位的。修道士总是首先把妇女看作是诱惑者；他们认为妇女大多数是淫欲的激发者。教会的教义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童贞是最好的；但对于那些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人来说，结婚也是可允许的。按圣保罗蛮横的说法：“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8〕教会通过不准离婚，和扑灭一切关于“爱的艺术”的知识，尽己所能地确保它所允许的这种唯一的性形式含有很少快乐和很多痛苦。实际上，反对节育也有同样的动机：如果一个妇女每年生一个孩子，直到精疲力竭地死去，那么人们就不会认为她会从婚姻生活中得到许多快乐；因此必须阻止节育。

和基督教道德观有密切关系的罪孽概念，是个造成特别大的危害的概念，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发泄他们相信是合法的，甚至是高尚的施虐狂热的机会。比如，就拿预防梅毒这个问题来说。谁都知道，只要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得这种病的危险可以变得很小。然而，基督教徒却反对传播关于这一事实的知识，因为他们认为罪人受到惩罚是应该的。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他们甚至希望把惩罚的范围扩大到罪人的妻子和儿女。当今，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患先天性梅毒，要不是基督教徒希望看到罪人受惩罚，他们就绝不会出生。我无法理解，导致这种恶魔般残忍的教条，怎么能够被认为会对道德产生任何好的作用。

不仅基督教徒对性行为的态度，而且基督教徒对有关性方面知识的态度，也危及人类的福祉。凡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不怕麻烦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正统的基督教徒企图强加于青年的那种性方面人为的无知，对于身心健康是极其危险的，并且使那些像大多数儿童一样通过“不正当的”谈话的方法获得知识的人，产生性本身就是下流和可笑的看法。我认为不可能有什么理由可以为那种认为知识总是不合需要的观点作辩护。我可不在任何年龄的任何人获得知识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但是在性知识的特殊情况下，有比在大多数其他知识的情况下有力得多的赞成获得知识的论据。一个人在无知的时候明智行事的可能性要比受过教育以后明智行事的可能性小得多；因为年轻人对重要的事情有天生的好奇心，就给他们一种罪恶感，这是荒谬的。

每个男孩对火车都很感兴趣。假定我们告诉他说，对火车感兴趣是邪恶的；假定每当他坐火车或进火车站，我们就用布带蒙住他的眼睛；假定我们在他面前绝不提“火车”这个词，保留关于把他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的这种工具的不可探知的神秘性。结果不会是他不再对火车感兴趣；相反，他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兴趣，但是因为有人对他说这种兴趣是不正当的，所以他会有一种病态的罪恶感。每个思想活跃的男孩都会因此被搞得多少有点神经衰弱。在性方面，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不过，由于性比火车更有意思，结果就更糟。在基督教社群里，由于青年男女有性知识方面的禁忌，所以，几乎每个成年人多少都有些神经不正常。而这样人为灌输的罪恶感，是晚年残忍、怯懦和愚钝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关于性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情，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种合理的理由使儿童对他也许想要知道的任何事物保持无知。在承认早期教育中的这一事实之前，我们绝不可能造就心智健全的全体国民，只要教会还能控制教育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把这些比较详细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能被人们接受之前，它们显然需要大量伦理上的歪曲。我们被告知，世界是由善良而又万能的上帝创造的。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预见到世界所包含的所有痛苦和不幸；因此，他就要对这一切负责。争辩说世界上的苦难是由于罪孽的缘故，是没用的。首先，这不是真的；使河水泛滥或火山喷发的并不是罪孽。但是即便这是真的，那也没有关系。如果我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成为杀人疯子还是打算把他生出来，那么我就应当为他的罪行承担责任。如果上帝事先就知道人类将要犯的罪行，那么当他决定创造人类时，他显然要对这些罪行的一切后果负责。基督教徒通常的论点是：在世界上受苦受难是涤罪，因此是件好事。当然，这一论点只是施虐欲的合理化；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理由非常不充足的论点。我要邀请一位基督教徒陪我到医院的儿童病房走一趟，看看那里正在忍受的苦难，然后固执地断言：这些孩子是如此道德堕落，以至于他们应当遭受这样的苦难。一个人，为了使自己说出这番话，就必须摧毁自己身上一切慈悲和怜悯的感情。总之，他必须使自己像他所信仰的上帝一样残忍。凡是相信在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上一切皆是出于好意的人，都不可能使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受损害，因为他总是不得不为苦难和不幸寻找借口。

反对宗教的意见

反对宗教的意见有两种——理智上的和道德上的。理智上的反对意见是：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宗教是真实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是：宗教戒律起始于一个人们比现在更加残忍的时代，因此它们倾向于使种种残忍行为永久存在，要不然，就会随着时代道德心的发展而抛弃掉这种残忍行为。

先谈谈理智上的反对意见。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有一种倾向认为宗教教义是否真实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有用。然而，一个问题，要是没有另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我们信仰基督教，那么，我们关于什么是好的观念就会不同于我们不信基督教时对于它们的看法。因此，基督教的影响在基督教徒看来可能是好的，而在不信基督教者看来却可能是坏的。另外，那种认为不管是否有支持某一主张的证据，都应当相信这个主张的态度，是一种对证据产生敌意，并使我们在思想上拒绝接受每一不符合我们的偏见的事实的态度。

某种科学的公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认为有那么一些事物，相信它们乃是他的责任，那么，他就很难具有这种品质。因此，要是不调查研究宗教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对宗教所作所为的好坏作出真正的判定。对于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有关宗教真实性的最基本问题是上帝的存在。在宗教仍然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日子里，“上帝”一词具有非常明确的含义；但是由于理性主义者的攻击，这个词变得越来越苍白，直到最后，当人们宣称自己信仰上帝的时候，别人竟很难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为了论证，让我们以马修·阿诺德〔9〕的定义为例：（上帝是）“一种不属于我们自己而且倾向于正义的力量。”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层意思表述得甚至更加含糊，并且问自己，我们是否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除了这个星球表面上生物的意志之外，宇宙中还有其他的意志。

信仰宗教的人在这方面通常的论点大致如下：“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有惊人的才智和美德的人。这么了不起的才智和美德竟然能偶然产生，简直难以想象。因此，必然有个至少和我们一样有才智和美德的人，他为了制造我们而开动了宇宙机器。”很遗憾，我并不像使用这个论点的那些人那样觉得这个论点很感人。宇宙是广袤的；但是，如果我们必须相信爱丁顿〔10〕的话，那么，宇宙中很可能没有其他任何地方会有像人这样聪明的生物。如果你想想世界上物质的总量，再把它与形成具有智力的生物的躯体的物质数量作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后者比前者几乎小得不成比例。所以，即使机会定律不大可能从原子的偶然选择中产生具有智力的有机体，在宇宙中还是可能会有为数极少、事实上确实为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有机体。而且，我们被认为是这种宏大进程的顶点，其实我们似乎并不是非常神奇。当然，我知道，许多神学家比我神奇得多，我不能完全体会到到目前为止超过我自己优点的各种长处。不过，甚至在这个标题留出余地之后，我还是不能不认为，永远在操作着的全能上帝本来可以造出更好一些的东西来。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甚至这种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地球不会永远适合于居住；人类会消亡，如果宇宙进程此后还要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之外，它在其他地方也得这么做。即使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宇宙进程也必然迟早会停止。热力学第二定律几乎无可置疑地证明宇宙在逐渐衰退，最终任何地方都不能存在任何最不重要的事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到那时上帝会再次开动这台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的确这样说，那么，我们说这句话的根据只能是信仰，而完全不是科学证据。就科学证据所已证明的来说，宇宙已经过若干缓慢的阶段，在这个地球上慢慢地走向有点可怜的结局，并且将要经过若干更为可怜的阶段，慢慢地走向普遍死灭的境地。如果把这当作是有什么目的的证据，那么，我只能说，这种目的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信仰任何一种上帝，不管他是多么含糊，多么瘦弱。我把陈旧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放在一边，因为宗教的辩护者自己已经抛弃了这些论证。

灵魂与不朽

基督教对于个人灵魂的强调，对基督教社群的道德一直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种基本上与斯多葛派学说相似的教义，它们都产生于不能再抱政治希望的社群。精力旺盛而又品行端正的人的自然冲动，是试图做好事，但如果剥夺他所有的政治权力和影响事情的一切机会，那么，他就会偏离常轨，就会断定重要的事是做好人。早期基督教徒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就导致了一个作为某种完全不依赖于慈善行为的东西的个人圣洁的概念，因为圣洁必须是某种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也能达到的东西。因此，社会公德开始被排斥在基督教道德之外。到今天，保守的基督教徒仍然认为奸夫比受贿的政客更邪恶，尽管后者的危害也许要大一千倍。正像我们在他们的图画中所看到的，中世纪关于美德的概念有一点空洞无聊、软弱无力、多愁善感。道德最高尚的人是离群索居者；只有那些像圣路易那样把其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耗费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中的实干家，才被认为是圣徒。教会绝不会因为某人改革财政、刑法或司法而认为他是圣徒。这种仅仅有益于人类福利的贡献会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我相信，在整个圣徒名录中没有一个是因为从事公用事业而跻身圣徒之列的。随着社会人与道德人的分离，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也愈演愈烈，这种现象还残存在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源出于笛卡尔的体系中。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肉体代表一个人社会的和公众的方面，而灵魂则代表一个人私人的方面。基督教道德强调灵魂，同时也使它自己成了地地道道个人主义的道德。我认为，基督教经历了所有这些世纪之后的最终结果显然是，使人们变得比原本自然使之成为的更自私，更自闭；因为使一个人自然地摆脱自我束缚的冲动，乃是性、生育、爱国主义或群集本能的那些冲动。对于性，教会不择手段地加以谴责和贬低；家庭感情受到基督本人和他大多数弟子的坚决反对；爱国主义在罗马帝国的臣民中根本没有地位。福音书中反对家庭的言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教会对于基督的母亲是尊敬的，但是基督本人却几乎没有表现出这种态度。“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这就是他对他母亲说话的口气。他还说：他来是为了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爱父母过于爱他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至三十七节）。这一切都意味着为了信念就要打破生物学上的家庭关系——这种态度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问世的不容异说有很大关系。

个人主义在个人灵魂不朽的教义中达到了顶点，个人灵魂根据情况，有的在来世长享福乐，有的在来世永受苦难。决定这种重大差别的情况，有点稀奇古怪。例如，你临死前牧师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洒些水在你身上，你死后便永享福乐；相反，如果你虽然在漫长的一生中为人正直，道德高尚，但因为你弄断靴带而口出恶语的时候碰巧被雷打死，你死后就会永远受苦。我并不认为近代新教徒相信这一教义，也许甚至没有受过充分神学教育的近代天主教徒也不会相信这一教义；但是我的确认为这是正统的教义，而且在近代之前曾一直为人们所坚信。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过去经常给印第安婴儿施洗礼，然后当场把婴儿撞得脑浆迸裂：他们用这种方法保证这些婴儿都升入天堂。没有哪个正统的基督教徒能找出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谴责他们的行为，尽管现在大家都谴责这种做法。基督教的个人灵魂不朽的教义已经在无数方面对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形而上学地割裂灵魂与肉体，也对哲学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不容异说的起源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而遍及全球的不容异说，是基督教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我认为这是由于犹太人相信正义，相信只有犹太人的上帝才真正存在而造成的。我不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古怪的想法。他们好像是在沦为俘虏时，为了反抗外族同化的企图而产生了这些想法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犹太人，尤其是先知，产生了强调个人正义的想法，和关于容忍犹太教以外的任何宗教都是邪恶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对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具灾难性的影响。教会不断地渲染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罗马政权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但是，这种迫害是轻微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完全是政治性的。从君士坦丁时代起一直到17世纪末，基督教徒始终受另外一些基督教徒的迫害，这种迫害比罗马皇帝任何时候的迫害都要残酷得多。在基督教崛起以前，除了犹太人以外，古代世界对于这种迫害的态度还是一无所知。你如果读过例如希罗多德〔11〕的著作，就会看到他对自己游历过的异邦的风土人情所作的那种温和宽容的描述。的确，有时某种特殊的野蛮风俗也会使他感到震惊，不过，一般说来，他对异国的神灵和风俗都是友善的。他并不急于想证明，用其他某个名称称呼宙斯的人民将遭永劫，并且应该被置于死地，以便可以尽快地开始对于他们的惩罚。这种态度只有基督教徒才会采取。诚然，现代的基督教徒不那么粗暴了，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功劳，而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到今天的历代自由思想家的功劳，是他们使基督教徒对自己许多传统信仰感到羞愧。听到现代基督教徒告诉你说，基督教实际上有多温和，有多理性主义，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所有的温和与理性主义都应当归功于那些曾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受所有正统基督教徒迫害的人士的教导。现今已经没有人相信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但是在不太久以前，怀疑这一点还被认为是一种可恶的罪行。我的高祖在观察埃特纳火山斜坡熔岩厚度之后，得出了地球的形成时间肯定比正统基督教徒所假定的要早的结论，并在一本书中发表了这一看法。他因为这种冒犯的行为而受到郡政府的制裁和社会的冷落。假如他是个地位比较卑微的人，毫无疑问对他的惩罚会更加严厉。正统基督教徒现在不再相信他们一百五十年以前相信的那些谬说，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尽管教会作了最有力的抵抗，基督教教义还是逐渐失势了，这完全是自由思想家猛烈进攻的结果。

自由意志说

基督教徒对待自然法则的态度，一直是出奇地摇摆不定。一方面，有绝大多数基督教徒所相信的自由意志说，这种学说要求人类的行为至少不应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8、19世纪，有对作为法则制订者的上帝和对作为证明创世主存在的主要证据之一的自然法则的信仰。在近代，人们开始发现，为了自由意志而对法则统治的反对，比对作为为法则制订者提供证据的自然法则的信仰更强烈了。唯物主义者用物理学的定律证明，或者试图证明，人体的运动从力学上说是被决定了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每件事情，我们所造成的每一位置的变化，全都不属于任何可能的自我意志的范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凡是可以留给我们无拘无束的意志的东西，就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当一个人写诗或杀人时，与其行为有关联的躯体运动完全是由身体原因引起的，那么，在一种情况下为他塑像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把他绞死，似乎是荒谬的。在某些形而上学体系中，可能还保留着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意志往往是自由的；但是由于意志只能用躯体运动传递给其他人，自由王国大概绝不可能是传递的对象，绝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社会意义。

另外，进化论对于已接受进化论观点的那些基督教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已经看到，代表人类提出完全不同于代表其他生物所提出的要求，是不行的。因此，为了捍卫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反对任何想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解释生物行为的做法。笛卡尔提出过一个观点，大意是所有低等动物都是自动体。这种观点现已不再受到开明神学家的青睐。延续说使他们倾向于再前进一步，认为甚至所谓的无生命物质，其运动也不是严格地受不可改变的法则支配的。他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取消法则的支配，你也就取消了奇迹的可能性，因为奇迹是上帝的行动，它们违背支配着普遍现象的各种法则。但是，我能想象现代开明神学家故弄玄虚地断言一切创造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不再需要选择某些事件作为上帝干预的特殊证据的情景。

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这种反作用的影响下，有些基督教的辩护士利用了最新的原子学说，这种学说倾向于表明，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物理学定律，在应用于大量的原子时，只有近似的和平均数值的正确性，而个体电子的运动却几乎是随意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尽管支配微观现象的法则可能与传统物理学定律大相径庭，物理学家还是会及时发现这些支配微观现象的法则的。不管这些法则会是什么样子，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微观现象的现代学说与任何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事情无关。可见的运动，以及实际上对任何人有任何影响的一切运动，它们所牵涉的原子数量如此之大，以至它们完全进入了旧法则的范围。要写诗或杀人（又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证上来），那就必须使一定数量的墨水或铅改变位置。构成墨水的电子可能是在自由地围绕着它们小小的舞场翩翩起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舞场却是按照物理学旧定律运动的，而这才是唯一与诗人和他的出版商有关的。因此，现代的学说与神学家所关注的那些有关人类利益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所以，自由意志问题仍然只是停留在原来状态上。不管人们对作为元形而上学问题的自由意志问题会有什么想法，以下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人相信自由意志。大家始终相信，性格是可以培养的；大家始终知道，酒精或鸦片会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自由意志的鼓吹者坚持认为，人能用意志力避免酗酒；但他并不坚持认为，一个人在喝醉时能像未醉时一样口齿清楚地说“英国宪法”这两个词。凡是同孩子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适当的食物比世界上最动听的说教更能使他们道德高尚。自由意志学说实际上产生的一种影响，是阻止人们彻底探究这种常识性的知识直至得出合理的结论。当一个人做了使我们恼火的事时，我们宁愿认为他是邪恶的，却不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这种讨厌的行为是前因之果，如果你足够久远地追溯这些前因，它们就会把你带到他出生之前，因此，就会把你带到无论怎样想象都不可能认为他应对此负责的那些事情上。

没有人会愚蠢地把汽车当人对待。当汽车不能行驶时，谁也不会把汽车讨厌的情况归之于罪恶；谁也不会说：“你是邪恶的汽车，你不走我就不再给你汽油。”人们会想方设法找出毛病，把它修好。但是，用类似的方法对待人，就会被认为是违反我们神圣宗教的真理。甚至对待小孩也用这种方法。许多孩子都有因惩罚而长存的恶习，但是这些恶习，如果对之不闻不问，也许会自行消失。然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保姆们认为予以惩罚是对的，尽管她们这样做，要冒引起精神错乱的危险。即使引起了精神错乱，那也会在法庭上被援引来证明恶习的害处，而不是惩罚的害处。（我是在暗指纽约州内最近对一起猥亵事件的起诉。）

对于精神错乱者和弱智儿童的研究，已引起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因为他们并没有被认为应对自己的失败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受到了比正常儿童更科学的对待。不久前人们还认为，如果一个男孩不能吸取教训，恰当的矫正法就是棒打鞭抽。这种观点在对待儿童方面已经差不多绝迹了，但是在刑法上却依然存在。显然，有犯罪倾向的人必须受到制止，但是，一个要咬人的狂犬病患者同样也必须受到制止，尽管没有人认为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个染上瘟疫的人，尽管没有人认为他是邪恶的，也必须被监禁到治愈为止。对于一个受犯伪造罪倾向折磨的人来说，也应当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不应当认为一种情况下比另一种情况下更有罪。这只是常识，尽管这是一种基督教道德和形而上学所反对的常识。

我们要评判任何机构对社群的道德影响，就得考虑机构所蕴涵的那种冲动，以及机构在那个社群中增进冲动功效的程度。有关的冲动有时非常明显，有时却比较隐晦。例如，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显然蕴涵冒险的冲动，一个学会蕴涵求知的冲动。作为一个机构的家庭蕴涵忌妒和父母之情；一个足球俱乐部或政党蕴涵向往竞争性游戏的冲动；而两大社会机构——即教会和政府——的心理动机则更加复杂。政府的首要目的显然是确保不受内部罪犯和外部敌人的侵扰。这起源于儿童受惊时挤作一团和寻找会给他们安全感的成年人的倾向。教会的起源更复杂。毫无疑问，宗教最重要的根源是恐惧；这在今天还能看到，因为凡是引起惊恐的东西很容易使人们想到上帝。战争、瘟疫、海难都很容易使人们相信宗教。不过，除了恐惧的诉求以外，宗教还有其他的诉求；它尤其诉诸我们人类的自尊。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就不是像他们似乎所是的那种可怜虫；宇宙的造物主对他们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行为良好而喜，为他们行为恶劣而怒。这是一种伟大的赞赏。我们可不会想去研究蚂蚁的巢穴以查明哪些蚂蚁履行了蚂蚁的职责，当然我们也不会想去把那些玩忽职守的蚂蚁挑出来丢到火里烧死。如果上帝为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是对我们重要性的赞赏；如果他给予我们之中的好人以在天堂中永享快乐的奖励，那甚至是更令人愉快的赞赏。另外还有这样一种比较现代的观念：宇宙的进化完全是为了造成我们称之为好的那种结果——也就是说，完全是为了造成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种结果。然而，认为操纵宇宙的上帝也有与我们一样的爱好和成见，则是奉承。

正义观念

宗教中所蕴涵的第三种心理冲动是导致正义概念的冲动。我知道许多自由思想家对于这一概念深怀敬意，认为尽管教条的宗教在衰败，但是正义概念应该受到保护。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在我看来，对正义观念的心理分析似乎表明它植根于不良感情，不应为理性的认可所强化。正义和不义必须一起接受；强调一个而不也强调另一个，是不可能的。那么，“不义”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众不喜欢的行为。民众通过把这种行为叫作不义，并且围绕这一概念编造一个精细的道德体系，证明对他们所厌恶的对象施加惩罚是有道理的，而同时又因为按照释义民众是正义的，民众在放纵自己喜好残酷的冲动时增强了他们自己的自负。这是实施私刑的心理，也是以其他方式惩罚罪犯的心理。因此，正义概念的本质就是给残酷披上正义的外衣，为施虐狂提供发泄的机会。

但是，有人会说，据你自己所言，希伯来的先知们最终发明了正义的观念，而你对正义所作的描述却完全不适用于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希伯来先知们口中的正义就是他们和雅威〔12〕所称许的东西。人们发现在《使徒行传》中也有关于同样看法的表述，使徒们在开始宣布决定时说：“因为在圣灵和我们看来，这样做似乎是合适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但是，关于上帝的爱好和看法的这种个人确信，不能作为任何机构的根据。新教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困难始终是：新的先知可能会断言，他得到的启示比以前的先知得到的启示更可靠，而根据新教对事物的总看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这一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新教分裂成无数个教派，它们相互削弱；人们有理由认为，一百年以后天主教将成为基督教事实上的唯一代表。在天主教会中，诸如先知们所享有的那种灵感有它的地位；但是，据认为，有些看起来很像真正神授灵感的现象可能是魔鬼所致，教会的职责是辨别真假，就像艺术品鉴赏家的职责是鉴别赝品和达·芬奇真品一样。这样，启示便同时成为约定俗成了。正义是教会所称许的东西，不义是教会所谴责的东西。因此，正义这一概念的有效作用就是证明民众的憎恶是有道理的。

所以，宗教所蕴涵的三种人类的冲动似乎是恐惧、自负和憎恨。人们也许会说，宗教的目的是向这些感情表示敬意，假如它们在某些渠道中流动的话。正是由于这些感情从总体上说给人类造成痛苦，所以宗教是一种使人变恶的力量，因为它允许人们无节制地放纵这些感情，如果没有它的支持，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这些感情。

在这一点上，我能想象出一种反对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也许不太可能得到大多数正统教徒的力挺，但还是值得加以考察的。有人也许会说，憎恨和恐惧是人类的本性；人类过去一直有这些感情，将来还会一直有。有人可能会对我说，你处理这些感情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引导到某些相对说来危害比较小的渠道里。基督教神学家也许会说，教会对待这些感情就像它对待它为之哀叹的性冲动一样。教会试图通过把性欲限制在婚姻生活的范围内，而使性欲变得无害。所以，有人也许会说，如果人类不可避免地会有憎恨这种感情，那么，最好还是把憎恨对准那些真正有害的人，这正是教会用它的正义概念所做的事。

对于这种争论有两种回答——一种比较肤浅；另一种则刨根究底。肤浅的回答是：教会的正义概念并不是可能得出的最好概念；根本性的回答是：用我们现在的心理学知识和我们现在的工业技术，就能把憎恨和恐惧从人类生活中彻底铲除。

先看第一点。教会的正义概念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对社会有害的——首先在于它贬低理智和科学。这个缺点是从福音书那里继承来的。基督要我们变得像小孩一样，但是小孩不能理解微分、货币原理或与疾病作斗争的现代方法。按照教会的说法，获得这种知识根本不是我们的本分。教会已不再坚持认为知识本身是有罪的，尽管它在兴盛时期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即使获得知识不是有罪的，那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理智的傲慢，从而怀疑基督教的教义。例如，拿两个人来说，其中一个扑灭了曾席卷广大热带地区的黄热病，但在其工作期间曾偶尔与一个不是其配偶的女子发生关系；而另一个却懒惰成性，庸碌无能，每年生一个孩子，直至他的妻子衰竭而死，他对于孩子几乎不尽照料之责，致使他们中的一半死于各种可预防的原因，但他从来不喜欢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必定会坚称，后者的品德比前者更加高尚。当然，这种态度是迷信的，是完全违背理性的。但是，只要防止罪恶被认为比实际的功绩更重要，只要知识作为对于值得称赞的生活的一种有助益的东西的重要性没有得到承认，这种多少有点荒唐的现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更加根本性地反对教会利用恐惧和憎恨的第二种观点是：现在通过教育、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就能把这些感情从人性中消除殆尽。教育改革应当是基础，因为具有恐惧和憎恨的人也会赞美这些感情，并且希望永远保持这些感情，尽管这种赞美和希望可能是无意识的，普通基督教徒的情况就是如此。创造以消除恐惧为目的的教育并不困难。这种教育只需对孩子和蔼可亲，使他们生活在首创精神不可能招致灾难性结果的环境里，不让他们与具有不合理的恐惧（不管是对黑暗、对老鼠，还是对社会革命的恐惧）的成人接触。孩子也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恐吓，或过严的责备。使孩子没有憎恨是一项比较细致一点的工作。应当通过对不同的孩子审慎而严格的一视同仁，非常小心地避免出现各种引起妒忌的情况。孩子必须亲身感受到至少是和他有关的某些成人的钟爱，他的合乎天性的活动和好奇心不应当受到压制，只要它们不危害生命或健康。尤其是不必忌讳性知识，也不必忌讳谈论思想守旧的人认为不成体统的事情。如果一开始就遵守这些简单的准则，那么，孩子就会变得无畏和友善。

不过，这样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进入成年生活阶段，就会觉得自己突然进入了一个充满不公正、残忍、可防止的苦难的世界。现代世界上所存在的不公正、残忍和苦难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它们最终的根源是经济的原因，因为争夺生活资料的生死搏斗在从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生死搏斗在我们的时代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凭借我们目前的工业技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为每个人提供尚可以的生活。假如我们没有受到宁要战争、瘟疫和饥荒也不要避孕的教会的政治影响的阻挠，我们还能够使得世界人口保持稳定。能够促成全世界普遍幸福的知识已经存在；为了那个目的而利用这种知识的主要障碍是宗教教义。宗教阻止我们的孩子接受合理的教育；宗教阻止我们排除战争的根本原因；宗教阻止我们讲授科学合作的道德规范以代替有关罪孽与惩罚的陈腐而凶残的教义。人类可能就站在黄金时代的门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必须杀死那条守门的龙，而这条龙就是宗教。

注　释

〔1〕最初发表于1930年。

〔2〕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约99—公元前约55）：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

〔3〕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译者

〔4〕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至四十一节。——译者

〔5〕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至六节。——译者

〔6〕见《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至十一节。——译者

〔7〕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译者

〔8〕见《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译者

〔9〕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10〕爱丁顿（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译者

〔11〕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30至420），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12〕耶和华的别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