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吊诡之处于“权力的轮回”,张居正想要实现改革的宏愿,首先 必须取得首辅的权力,登上首辅的宝座,这是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运作的必然选 择.面对首辅高拱与 “内相”孟冲、门生故吏结成的政治联盟,张居正找到了与冯 保、李贵妃结成政治“铁三角”的对抗方法,利用隆庆皇帝病逝、万历皇帝登基之 机,完成权力的交接和重新“洗牌”。高拱被打败了,张居正终于可以一展抱负。
但是,张居正并没有能够从“权力的怪圈”中逃脱,反而沦陷于下一个周期的“权力的轮 回”之中无法、无力,或者不愿自拔.万历新政的每一个步骤,京察、龙袍织造、清丈田亩、整顿吏治、任免官员、加强边防、治理黄河、改革税制等等,都与“铁三角”中的另外两角李太后和冯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居正必须拿出相当的精力和智慧来应付他们,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帝国“文官集团”的整体压力。
张居正费尽移山心力,依靠权力的魔杖实施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扩充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日益加速度地膨胀,这一方面加强了改革的执行力,提高了改革的效率,让他拥有更多的由和更大的权势;另一方面,这种日益异化的权力,也让万历新政日益偏离了为天下黎民改革的“初心”,个人意志和集团党派的利益越发不可侵犯,不但成为以后被政敌攻击的口实,而且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具备的为政公德。
如此,从张居正的个人主观愿望来看,轰轰烈烈的万历新政,“并非真的就是为了天下万 民”,只不过“希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
同时,中国人国民性中的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正是这种极权崇拜的国民性,才是“极权统治存在的土壤”,张居正跳不出这种权力崇拜、专制结构的泥潭,因而在 “权力的轮回”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种 “权力的轮回”甚至表现在人物结构关系上,高拱与孟冲—张居正与冯保——张四维与张鲸,朝堂首辅和大内太监虽然在更替嬗变,“一朝天子一朝臣”,朝臣总有荣衰起落,胜残去杀,但是“外相”与“内相”联盟的权力结构始终没有改 变.高拱联合孟冲对付张居正之际,冯保深夜潜访学士府与张居正密谋;张四维当上首辅之际,张鲸也是夤夜造访主动寻求联合,这样的“情节”何其相似! 这正是对“权力轮回”的最好表现.
当高拱与张居正围绕殷正茂、李延的任用与罢黜,对矫诏征召童男童女的妖道王九思是捉还是放斗智斗勇的时候,孟冲与冯保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最后以孟冲败北甘愿被敲诈结束。张居正为了“上位”,利用自己 “帝师”的身份及时上奏本册立万历帝,立下 “拥戴”之功;
冯保为了“上位”,花高 价买到佛珠献给太后;高拱为了 “固位”,提出调拨府库二十万两白银给太后做首饰,一切权力争斗无不指向终极“皇权”,千般机心万种韬略,其实都抵不上一道“圣 谕”。这就是专制皇权社会权力运作的典型特征。张居正显然深谙此道,极力维持着“铁三角”内部的平衡,不惜牺牲改革的原则和底线,在折俸、征税、棉衣、龙袍、 首饰、修寺、经筵等问题上向李太后不断妥协。
在明明知道胡自皋是个贪官的情况下仍然予以提拔重用以免得罪冯保,如此才能保证万历新政的顺利实施,不至于后院起火,自乱阵脚。但是,这种牺牲改革利益、破坏改革底线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改革的最大伤害,当程序和手段失去正义和公平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自然也就失去了终极的正义和公平。
以为国为民为鹄的的万历新政,就是这样在权力的异化中偏离了正常轨道,张居正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必然会在夺情事件中滥用权力,必然会产生权力的异化、劣币驱逐良币、信任阿谀奉承之辈如钱普、陈瑞等,必然容不得反对的声音。而钳制言论、关闭学堂、滥杀无辜,必然会背离儒家文化传统、蓄养外室、衣锦还乡、一路招摇,必然会走向改革的反面,接受戚继光赠送的两名胡姬,不惜壮阳纵欲在女色享乐中走向衰亡。
这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人们无法走出自己的时代,正如人们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张居正深陷 “权力的轮回”的迷阵之中无法自拔,逐渐走到了改革和儒家伦常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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