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1年9月16日晚，关键即将入睡之际，突然房间外响起了敲门声。当关键打开门后，发现他面前站着的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

“经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批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关键进行拘传。”宣读完毕并出示了搜查证。尔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从关键的房屋里搜出了一批国家“机密级”、“秘密级”以及内部材料，包括一大部分“抹黑材料”。

图 | 关键受审时的照片

那么，关键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何会走上出卖国家这条道路呢？他的所作所为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呢？

关键从日本回国收集抹黑大陆的材料

关键从日本回国后，马上住进了西长安街上的一家三星级饭店。作为一名红极一时的记者，他在北京也算得上小有名气。而今，他的身份更加不同凡响了，在他名片上赫然印着这些头衔：

东京地区留学生区委会副会长；

东京民间新闻记者协会副秘书长；

留日民间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这是关键去日本自费留学后第四次回国。为了博得一个“爱国”留学生的“美誉”，在回国之前，他就安排通过原来的单位，向华东灾区捐了1000元。

回国后，他逢人便称，这回是来做生意的，替日本一家会社推销产品。这样一来，他给人的印象，俨然从过去的记者，摇身一变成了闯荡世界的商人。然而，他的言谈之间，依旧是三句不离记者这个“老本行”。

关键在和一些老同事们交谈时，张口就谈政治。他一边肆无忌惮地发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并对国家各级领导人进行攻击。另一边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在日本特别有名气，每个月能攒20万日元。此时此刻，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

接着，关键对老同事们提要求，那就是索要材料。他给的理由是，自己准备独自创办一份《中国报刊文摘》，急需一些内部材料。

在与老同事们叙完旧后，关键开始布置另一件大事。他随身总是携带着一本国内出版的杂志，里面有一篇介绍他在日本的文章，把他描绘地既有实力，又有背景。有了这份杂志的加持，关键以此动员熟人们写稿，说他可以带到日本发表。他给出的稿酬很是诱人，要求却极为简单：那就是只能写黑暗面。

几天下来，关键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稿子，还有部分印有“密级”的资料。这些，令他十分陶醉。关键心想着，这些“货”要是卖回日本，那酬金肯定不少。

9月16日中午，关键打电话约一位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见面。这名公职人员与关键相识于1986年，此后再没见过面。关键利用这段隐晦的感情，诱骗其将机密材料以及内部材料十多份，连同自己写得一篇反动文章，带到约定地点交给他。

见面后，这名公职人员猛然意识到，单位的签条还印在口袋上边，就顺手把签条撕了下来。关键见状笑着说：“看你胆子小的，出不了事，能出什么事情啊！”

对方回答道：“出了事情与我无关啊。”令关键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他就被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堵在了酒店房间。

关键如何从一名记者转变为职业间谍

关键12岁时，父母离异，家庭裂变，他被工读学校收留至读完初中。在老师的眼里，关键这个孩子很内向，但骨子里很要强。

关键初中念完后，就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之后又进入部队，担任通讯员。1971年，关键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装修材料公司。由于他有文化底子，所以1982年，他进入报社成了一名记者。

在报社里，关键抓新闻的意识很强，有闯劲儿，别人采访不到的新闻，他却能采访到。因此，他在报社里不仅成了“香饽饽”，还被连续评为报社“先进记者”及“市级优秀青年记者”。

不过，自从他迷恋上了一位港台当红歌星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当他得知了女歌星去了日本后，他就盘算起了怎么去日本。

1986年初，关键和一位“记者圈”里的外国好友闲聊，期间，关键说他准备去日本留学，但苦于手续繁琐以及缺少一个“经济担保人”。这名外国好友一听，马上拍着胸部说，这事儿好办。

关键原本想着只是找朋友诉诉苦，没曾想，竟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这位外国好友也说了，他现在老是被他们报社的总编责备，嫌弃他搞不出什么新闻来。由此，他希望关键出面，给他提供一些“机密”材料。

作为记者，关键当然清楚新闻与国家秘密的界限，然而，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他还明知故犯。

8月下旬，国外的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篇披露有关我国内部情况的详细报道。报道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作为内部文件发放，传达范围极为有限。之后，又连续发生了几起类似的国家机密在国外报刊发表的事件。

当时，人们还没想到，泄密者竟是令人瞩目的新闻记者——关键。那位外国记者收到了关键的“好处”后，几个月就帮他搞定了一切。

1987年1月23日，关键惴惴不安地踏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

当关键徘徊于东京的街头时，他曾想方设法地联系那位港台女歌星，但歌星对关键是多有顾虑的。这其中的缘故，要追溯到上一年。

1986年夏天，在河北大名县居住的女歌星的姑姑生病了，关键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去殷勤送药。当时，为了拉近与女歌星的关系，以及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他便擅自做主拍摄了一部这位歌星故乡行的电视专题片。实际上，从头到尾，女歌星都没有露面，这手段可谓是“下作”。

这件事登报后，关键一炮而红。对此，这位女歌星对“关键”这个名字就产生了反感。为此，关键去了日本之后，专门把名字改成了“关敏男”。

在日本，关键一边打探女歌星的消息，一边打工赚钱维持生活。1987年3月关键进入了一家名为‘东中野弹子房’公司，结识了一个在日本的反动组织成员。之后，通过这个反动组织成员介绍，他又认识了一个反动刊物的代表。交往中，这个“代表”看中了关键的“能力”，便向他约稿，要求他自己找信息来源，侧重港澳台及大陆的信息综述，主要写批评性质的文章，每月稿费7万日元。

于是，关键开始拼命地收集各种涉及大陆、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动态情报，每月中旬供稿，月底取到报酬。由于他提供的稿子都极有价值，所以，没多久他就被台湾国民党在日本的间谍小林注意到了。

小林找到他后，也想让他写稿子。关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尔后匆匆写了两篇攻击大陆的文章送去。小林看过后，甚是满意。

就这样，关键每次总是把写好的材料准时交到小林手里，然后领取每月几万日元的稿酬。这一笔笔不义之财，先是由小林面交到关键手里，后来干脆定期拨到关键在三菱银行的账户上。频繁的交往，让二人的信任感增加了。

1988年9月的一天，小林找到关键，让他加入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组织。关键欣然同意，并将自己的履历表和一张两寸照片交给小林。大约一周以后，小林邀请关键在一家咖啡厅会面。见面后，小林拿出一份16开纸印好的“志愿书”让关键填写，上面写着：“我自愿申请加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我愿意为组织效忠……”

关键看过后，毫不迟疑地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关键彻底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关键在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

关键来日本短短两年的光景，便“发达”起来了。虽然他没有机会亲近女歌星，但是身边的美女却没有断过。死心塌地投靠特务组织的关键，越发地趾高气扬了。

接下来，间谍机关布置给关键的任务是收集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的前沿动态。1990年4月前后，间谍机关发出指示，要求关键去刺探福建沿海渔船集结是否在搞军事演习、以及大陆官员对台湾“国统纲领”的反应等。

以后，每隔半个月，关键便接受一次任务，诸如：“沈阳军区是否搞军事演习”、“中共中央最近召开党代会是否属实”、“国内近期灾情的状况”、“对台办的人事变动”等等。

关键除了尽可能满足间谍机关的指示要求外，还提供了我军队人员调动的情报。

关键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还频频给香港反动刊物大量撰稿、发传真。他将大陆报纸上摘录下来的一些材料，再加上捕风捉影的所谓“内幕”，便写出了诽谤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谣言。为了增加信息量，他便频繁地往北京挂国际长途电话，从中探知各种情报，然后加以发挥为其所用。

据说，单是电话费这项，关键每月就要支出350美元。从出卖情报到出卖灵魂，几万几万的日元落入关键的口袋。为了扩宽情报来源，关键对国内到日本访问的团队，总是鞍前马后，自愿跑去接待。期间，他主动陪同代表团成员上街游览，甚至暗中游说个人到红灯区玩耍。作为交换，关键总能获取到他感兴趣的内容。

不过，时间一长，关键对于这种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厌倦了。此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北京，从1988年到1991年，他连续四次回国，每一次都是肆无忌惮地窃取。

1991年9月6日，在关键第四次回北京前，间谍组织的一个头目，邀请他在东京新宿商场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关键到了地方后，这位头目先是对他说了一番恐吓的话：“江湖上多风险，活着不容易啊，我认识很多日本黑社会的人。要是仇人的话，只要说一句，轻则打他个半死，重则让他失踪。”

说完后，这位头目拍了拍关键的肩膀，继续说：“你这番就放心回北京吧，这里的妻子、孩子我帮你照看。”

关键默默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这位头目接着说：“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你是靠名气吃饭的，别人对你很不满，是我和上面替你压着，这次你回北京一定要写一篇好‘文章’，字数不限，越具体越好，有资料就行。”临行时，这位头目强调道：“你一定要想办法弄几份文件或给文件拍照片，空手回来不好交代。”

2天后，关键飞抵北京。在北京，关键入住了一家三星级酒店。往后的几天，他广泛地接触各界人士，收集不同渠道的情报，并不断地散布反动言论。关键除了找一些老同事外，还对亲朋好友下手。

关键在狱中痛哭流涕，大喊后悔

短短几天，关键就瞄准了在机关单位任职的妹妹。9月11日，关键在他妹妹的办公室里见到许多文件，他瞪大贪婪的眼珠，向妹妹索要文件。他妹妹心思单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当天，他妹妹私自拿走500多份内部文件，送到关键的家里。那文件的厚度竟然高达20厘米。9月13日，他妹妹再次把几份机密级文件交到关键的手中。

关键看着这些内部文件，欣喜若狂。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打好了小算盘，想着一稿多卖。于是，他联系了先前合作过的那名“记者圈”里的外国友人，交给他一份复印件。而他准备带回日本的那份，是文件的原件。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已经发现了他所作的肮脏勾当，于16日当晚将其抓捕归案。不久，他妹妹也落网了。

直到此时，他妹妹才清醒过来，哭着喊着骂道：“我6个月就被人领养，一直到1988年34岁的时候，才通过养父找到了关家。我和关键这是第二次见面，现在我恨死他了。没想到的是，30年后找到的亲哥哥，又是大名鼎鼎的记者，他求我办点事，我又能怎么样？谁知道亲哥哥竟然是这样的黑心……”

作为回报，关键送给他妹妹一台吸尘器、一条项链、一副耳环，并答应帮她调动工作。现在，他妹妹肠子都悔青了。

在预审室里，关键如一个泄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经过一番所答非所问的狡辩抵赖之后，在事实面前，关键不得不交代他在北京窃取国家秘密的详细经过，同时，他供出这次回北京是受了台湾国民党驻日间谍组织的指示。

几天后，关键将所犯的罪行一一供述，期间，他不由地流下悔恨的眼泪。他说：“我知道这是犯法的，我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也想过金盆洗手，但那样做的话，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

一沓厚厚的口供材料，记录了关键一桩又一桩的犯罪事实。记载着关键如何从一名“无冕之王”堕落为“阶下囚”的真实历程。证据确凿，关键最终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20年。

这样的惩罚，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希望关键能在狱中反省过往，争取痛改前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