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不幸与幸运
屈原是不幸的,然而又是幸运的。屈原的不幸,人人都可以理解,并认同。如果说屈原是幸运的,人们便会瞪大眼睛和你急,甚至还会骂你没良心。不过说屈原是幸运的,可也有我的道理,就看君等是否认可。
屈原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当时的天下已礼崩乐坏,周天子如同虚设。各国诸候,虎视眈眈,尔争我夺。稍不留神,便会国破家亡。屈原是楚国贵族、王室,与楚同姓(楚王族本姓芈,后分为昭、景、屈三姓。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封于屈,故以屈为姓,屈原是其后裔),仕于怀王。由于屈原和楚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屈原对怀王和楚王朝竭忠尽智、诤谏直行。对祖国的安危,无时无刻不敢不放在心上,一时间很受楚怀王所器重(他先官任左徒,后任三闾大夫)。后因政见的不同及上官大夫等大臣的挑唆.,怀王疏远了屈原,直到被流放(屈原被流放二次,共24年)。屈原在流放其间颠沛流离,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推残,以至心身交瘁,直至投江汨罗。屈原的不幸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世人所同情的。如果说屈原是幸运的又从何说起呢?这可必须和他的文学作品说起。
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诗歌文化的新气派一一楚辞。《离骚》运用了高超的浪漫主义手笔,以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将一个个活生生的神话人物和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搬上了诗歌的舞台。以大胆的创作,人神之间的相恋,对白,以及神仙为其驱使,鬼怪为其仆役的夸张构绘;再加上历代帝王之佚事(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屈原列传》),合构成一幅动人的长篇诗卷,以此来表达自已的情感。这种超常的艺术手笔,深深影响着历代文人。如后来的李白、王维,他们虽均为之仿效,可都无法超越。《离骚》是中华文学长河中一朵鲜艳的花朵,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离骚》是:“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么优美绝伦的优秀作品,屈原是在什么条件、什么心境下创作成功的呢?司马迁的《史记》给了我们答案:“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思幽明而作《离骚》。”因此说,屈原是在怀王疏远他不信任他,朝廷上的邪恶势力不能容他,自己在十分忧闷悲伤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离骚》。屈原如果不是怀王不听信忠言,偏信谗言,不是楚国王朝谗谄遮蔽了光明,邪气侵害公正,使屈原这样正直光明的君子无法容身,那屈原一定仍在朝廷上当他的左徒或三闾大夫,决不可能“忧思幽明”而作《离骚》。再假如屈原屈从于邪佞势力,屈从于楚王的淫威,即便不和邪妄势力同流合污,只保持沉默,他也许仍在朝廷为官。这样的话,这就不是屈原了,《离骚》这部伟大的作品也不可能问世。艾怨交替,困苦惨怛使屈原创作出了伟大的《离骚》,又因为《离骚》成就了屈原流芳千古。这流芳千古的“身后名”,恰恰是中国文人们之梦寐以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最担心死后名字不被人称颂)”。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死而不亡者寿(死后名字永远流芳的人,才是真正的长寿)”。辛弃疾曾在词中云:“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一切,屈原赢得了,是伟大的《离骚》让他赢得的。虽他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命丧汨罗江,可他的英名及他的《离骚》却永垂青史,是真正意义上的“死而不亡”。由此观之,屈原又是幸运。
有人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屈原因为苦恼而完成了罕世之作,因为作品使他名垂千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后唐李后主李煜,如果不是因为国破家亡当了俘虏,他永远只能写出华艳的糜糜之乐。国破家亡,身处异国,从贵为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沦为受人欺凌的亡国之奴,地位的改变,处境的天壤之别,他才有可能唱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等等这样的千古名句。“苦恼是艺木的渊源”这个颠破灭的真理,我们还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曹禺先生是一代戏曲奇才,他二十几岁便创作出了蜚声中外的话剧一一巜雷雨》。曹公的才气,毫不夸张地说可和莎士比亚相媲美。可在解放后的几十年,才高八斗的戏曲奇才便好似“江郎才尽”。其原因先生在解放后担任了文化部要职,加上新中国人民的幸福感,与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地位的改变,心境也随之改变。优秀的文人、艺术家是“苦恼的夜莺”,身处幸福,便会沉湎在幸福中忘记歌唱。只有苛待才能使他唱出婉转动听的曲子来。
美好的艺术均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只有用心才能创造出好的艺术。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其痛苦是深入到内心深处的。不是出自内心,“欲赋新词强作愁”,是决写不出好的作品的。因为虚伪的东西永远都是虚伪,不可能变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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