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看《红星照耀中国》,净化下被纷扰世界污化的孱弱心智。阅读这部不算文献的纪实报道文集,对80年前红色延安的生存环境还是有所感慨。书的内容毋需赘述,简述下作者、译版本和名称由来,大部分内容有待考证,就当茶饭之余的闲话吧。
一、作者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美国著名记者。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冒险深入正被围攻陕甘宁边区,战火纷飞中,与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交谈、采访,写作完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后人遵照其遗愿,将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二、成书到译成中文,几个重要的版本
1.“复社”翻译。
1937年10月,斯诺的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伦敦出版。距离伦敦首次出版不过4个月,一部以“复社”名义印制的中文译本居然在国内发行出来。是谁,在怎样一种机缘下,又冒着怎样的风险,组织翻译并出版了这部“违禁”书籍?他就是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阅读后,心情澎湃,并对其中内容求证了来上海组织活动的刘少奇。获悉斯诺的许多材料,都是经过记录、翻译,又经毛泽东审定的,所以书的内容是可靠的。经过这样一番核实,胡愈之决定组织人手,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他联络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连他自己共12人,每人一章,翻译汇总完成第一版翻译。
2.“1949”年翻译。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出版。1949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1949年的两个版本,共同点是均据1938年美国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过斯诺修订,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
3.“董乐山”翻译。
这部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胜利做出巨大帮助的《西行漫记》,在1949年之后,却长期未能与新中国读者见面。由于政治上不断的所谓路线斗争,作品中一些人物命运不断发生变化,虽然这部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继续销行,可在中国反倒遭到冷落。1960年,对中国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诺,再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约为配合这位友好人士访华,《西行漫记》才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旧版印行一次。标明内部读物,印数当然十分有限。
一部曾经帮助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作品,在取得红色政权后,却被人如此淡漠处理,其缘由,确实令人值得深思。《西行漫记》的命运转变,发生在1979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全新时期的开始,恢复历史原貌,成了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中美建交。在这几重因素影响下,一部新译本《西行漫记》就在当年问世,就是董乐山先生于1979年翻译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在1976年,董先生就收到三联书店的邀约,原本是想在旧版译本的基础上做修订工作,最后却又选择历时三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全面重译了这部经典,这个版本似乎也是当前的最完善的版本。
三、首版中文译本的书名《西行漫记》
出版时,胡愈之再三斟酌,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就会引人注意,于发行大有影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1979年再版时,这部书名字依然是《西行漫记》。当年能够被出版,全靠胡愈之及一批有志的文化人的忘我努力,不能忘记啊。再版依然使用这个当年的名字,应该是对斯诺的作品以及胡愈之等人“冒险”的尊重,是向他们为革命奉献,为民族发展奉献无限热情所致奉的崇高而感激的敬礼!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获得董乐山先生家属的独家授权,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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