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阿Q,大家总会想起一个满清时代脑后拖着辫子的愚弱国民形象,这个悲剧小人物身上凝练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病态和劣根性,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可叹。
耐人寻味的是,阿Q这个形象并非昙花一现。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自身找出阿Q的影子。
作家刘震云就说过:“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身边的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
阿Q这个人物形象出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这是广为人知的;
然而,少为人知的是,阿Q这个人物背后还藏着另一个男人,甚至不夸张地说,是他催生了《阿Q正传》的诞生,这个人就是孙伏园。
说起孙伏园,似乎永远是那个圆圆脸,一团和气,施施然跨进门来,就让鲁迅先生等作者们知道交稿时间到了的编辑。
但真相没那么简单,孙伏园是一个被公众低估的历史人物。
孙伏园首先是一个优秀编辑,而且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培养新人的编辑。
经他提携和挖掘的作家包括不限于冰心、梁实秋、石评梅等,譬如冰心的《繁星》《春水》、梁实秋的散文诗《荷花池畔》、石评梅的第一个剧本《这是谁的罪》都刊登在孙伏园负责的《晨报副镌》上,这些作者后续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
孙伏园还是一个情商高,善于催稿的编辑。
鲁迅先生回忆道:“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鲁迅还调侃这位老乡说:“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还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登峰造极,已臻化境:"(孙伏园)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
孙伏园也是“副刊大王”,他是民国文人中少有的以编副刊扬名的人。
孙伏园在1921年从北大毕业后,进入《晨报》出任副刊编辑。
一般来说,副刊,副刊,副意味着"附", 并不是报刊的主体,而是边边角角,消遣休闲性质。
但到了孙伏园手上,副刊不副,具备了独立的品格与能力,昂首挺胸跻身于报纸之林。
他所负责的《晨报副镌》也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焕然一新,不但把晨报副刊办成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还成为了报纸副刊史上的里程碑。
这种“反客为主”的硬核实力可不是盖的,因此孙伏园年纪轻轻就被时人称为"伏老"。(当然了,也跟他三十多岁蓄了一大把胡须有关。)
最后,孙伏园还是一个很“刚”的人,有真性情和热血的一面,为了鲁迅先生那首《我的失恋》不惜失业,还打了上司一耳光。
那是1924年10月的某一天,鲁迅先生模仿古人张衡的《四愁诗》,写了一篇《我的失恋》,寄给了孙伏园,在即将刊印之际,孙却发现这篇诗稿被当时的代理主编刘勉抽掉了,顿时火大。正生闷气间,刘勉走过来解释,说这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顿时怒火中烧,举手一个巴掌打过来,刘勉躲过,他就追着打。第二天,孙伏园就辞去了编辑职务。
说起来,这是一个微妙的笔墨官司。
鲁迅先生这篇《我的失恋》,借古讽今,矛头指向的是当时文坛徐志摩之流的“失恋”之风,一旦失恋,动不动就大作“哎呀哎呦,我要死了”之类的消沉无聊诗篇,而孙伏园也是反感这以风气的。
刘勉为何要坚决拿掉鲁迅这首诗呢?因为诗中影射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事,而刘勉作为徐志摩的同乡兼好友,自然不愿刊发。
时至今日,这些历史上的爱恨情仇、刀光剑影都已化为泡影,有些变成了书中史料、轶事,更多地则成为记忆中飘渺和寡淡地存在,一如孙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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