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毗邻爱琴海的古希腊和居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的河南都位于北纬35度线上。前者是欧洲海洋文明的源头,后者则是华夏大河文明的“老家”——中国主要的姓氏都源自河南。希腊国土面积为1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0.8个河南省。然而希腊岛屿众多,很多地方都是贫瘠的荒山野岭,只能种植橄榄和葡萄,能够用来种粮的耕地很少。河南则有大面积的平原,被誉为“中原粮仓”,中国人每吃四个馒头,就有一个来自河南。时至今日,希腊的粮食产量仅为河南省的1/20,希腊人口仅相当于河南省的1/10。3000年前,随着人口增加,希腊人将麦种、葡萄藤、火种和象征故乡的一口大锅放在船舱里,沿着地中海开启了殖民历程。在公元前8—前6世纪,约200个城邦小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希腊地区。斯巴达是幸运的,拥有不错的河谷和平原。然而雅典的粮食却主要依靠进口,必须出口陶器、橄榄油和葡萄酒,再从埃及和黑海换回粮食。
波涛汹涌的海洋蕴藏着风险,扬帆远航需要进取和冒险精神。骨子里,希腊人就不是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而是流动型的商业民族。回望历史,粮食短缺促进了古希腊的商业和航海文化,最终刻入了欧洲文明的基因。250万平方千米的地中海被欧亚非三块大陆包围,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欧洲位于地中海北部,其东部和南面就是西亚的新月沃地和北非的古埃及。农耕文明的基础是农田里的谷物,海洋文明的基础则是其所主导的海上贸易网络。欧洲人依托这两块人类最早的农耕区域,通过与后者进行商贸交换获得食物,逐渐孕育出海洋文明,发展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聚集地。
与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遥相呼应,稻作农业在长江中下游也开始发端。这里雨热同期、土质肥沃,适合喜温喜光的水稻。7000年前,杭州湾南岸分布着众多的湖泊沼泽,大自然赐予了先民们富饶多样的生态环境,他们日出而作,饭稻羹鱼,孕育出我们熟知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5000年前,长江流域也完成了从渔猎到稻作农业的转变,为华夏文明提供了另一个农业支点。
放眼世界大河,最大的亚马孙河太凶猛,湿热的雨林环境导致土壤贫瘠酸化,不适合人类居住。最长的尼罗河又有些窄,有限的流量只能将两岸几里宽的荒漠变成绿洲。只有长江流域,在古代就有着万顷良田,在现代更孕育出星罗棋布的城市群。
在古代神话中,华夏农业的始祖是神农氏炎帝。相传神农氏在野外狩猎时,发现了金黄色的谷物能够充饥;他发明犁杖农具,教会了先民耕种;他亲尝百草为部众治病;他还制造出了陶器和炊具。用今天的说法,神农是横跨农业、机械、医药和新材料等领域的超级学霸。关于神农的描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且神农和炎帝是两个不同的人。然而到了西汉末期,两个人物形象在文献典籍中逐渐合二为一。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土地意味着食物,部落之间不停地打打杀杀。四千多年前,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爆发了武力冲突,最终握手言和,合并成华夏族,炎黄就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4200年前的气候干冷事件对华夏大地也造成一定的冲击,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和山东龙山等新石器晚期文化快速衰落。中国北方自青海经甘肃、山西到内蒙古东部,降水量减少了20%以上,农业北界南移了100多千米。生活在这些地方的远古先民开始南迁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中原大地,人口不断聚集到黄河中游地区,夏商文明在这里冉冉升起。冰期结束后冰雪融化,江河水位上升。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4000年前曾暴发大洪水的证据,暗合了大禹治水并建立夏朝的古代传说。
回望历史,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已经衰亡了。今天居住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和印度河的人群,并不是古文明时期那些先民的后裔。只有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写着三千多年前的方块字,唱着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弦歌不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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