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平,字原,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后代。屈原政治外交能力极强,楚怀王在位时曾任左徒一职,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史记·屈原列传》说他:“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联合齐国、抵抗秦国是楚国在那个混乱时代的出路,屈原早早看出这一点,坚持建立反秦阵线。早期,楚国君臣合力联齐抗秦,可后来,楚国内有反对派对屈原的种种谗言,外有秦国丞相张仪重创齐楚联盟,内外交困之下,屈原终遭冷落。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遭到小人污蔑。楚国被秦国屡次攻城略地,陷入亡国危机。屈原眼见救国无望,在被放逐的路上投汨罗江而亡。
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中,保留着23篇屈原的作品,正是这23篇,奠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一生坎坷的屈原,先后两次被放逐在外,放逐期间,他创作了带有自传性质的代表作《离骚》,“香草”“美人”这两个意象群大量出现在《离骚》中,它们不仅营造出别样的诗境,还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香草与君子之德
楚地多草木,而文人认为“香”是雅的体现,用香可修身养性,展现君子的德行。楚地文人习惯熏香,或者以香草沐浴,他们还会通过佩戴香草来表明自身的德行与操守。屈原在创作中大量使用香草意象,使得《离骚》字句仿佛都浸染上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读后令人怡然舒展。在《离骚》中,“香草”这一意象主要有两种作用——比喻美德,或者比喻贤人。香草因其本身带有的香味被人们赋予了高洁的内涵,成为象征美好人格的意象。在《离骚》中,香草对于屈原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他会将香草佩戴在身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早晨饮用木兰花的露水,晚上以菊为食。除此之外,他还会早晚去采摘香草,并将香草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屈原在诗中塑造出一个朝夕都离不开香草的形象,也正暗含着诗人对高尚品德与美好人格的追求。香草比喻贤人时寄托着屈原的理想。“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这里的“兰”“蕙”“杜衡”“芳芷”都是借香草指贤才,诗句看似是说屈原要大量种植香草,实则表达了屈原亲自培养贤才以助力国家发展的愿望。清人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对屈原的“求贤”行为做出了评价,他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独善其身”只是最低的道德底线,而屈原渴望能有更多的高洁雅士与自己一起努力去创造一个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时代。可以说,屈原对于“香草”的追求,不仅仅是对于个人审美的追求,更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追求。除了“香草”之外,屈原还写到了“臭草”,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这里的“薋菉葹”就是恶草,比喻奸佞小人。另外,还有“哀众芳之芜秽”,是写香草转化为臭草,在此借指屈原对贤人变成小人的哀叹惋惜。《离骚》中大量使用“香草”意象比兴,助力了中国诗歌形成借物言志的传统。屈原将抽象的道德品质物化为实际的自然景物,将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
美人与爱国之情
“美人喻”在《诗经》中已经初现端倪。但是,大规模使用“美人喻”并能影响后世的诗文,最早还是出现在屈原笔下。在《离骚》中,“美人”其一可指代楚国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句诗将君王比作高明且睿智的美人,表达了对君王衰老的担忧。屈原的每一步政治动向都离不开君王的支持,因而他担忧君王老去。一旦被君王厌弃,屈原面临的无疑是整个朝堂的冷漠与排挤。于是,屈原一边提醒君王“抚壮”,珍惜壮年时光,早日建功立业;一边引导君王“弃秽”,远离奸臣小人,信任忠臣贤士。对于屈原来说,对君臣关系的重视实际就是他爱国主义的体现,出于宗族感情,屈原的“忠君”完全是可以与“爱国”画等号的。其二可指代屈原自己。屈原是古帝高阳之后、楚贵族伯庸之子,同时又具有美好的品格和高雅的文学修养,内外之修兼得,以“美人”来自喻并无夸张。而且,在古代,君臣关系与男女关系联系紧密。《周易》中说:“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在那个社会系统中,妻妾的地位与臣子的地位是类似的。屈原受到君王的冷落,忧愁苦闷时,与怨女的形象相契合,屈原便自比“怨女”哀叹自己所处环境的恶劣,同时抒发对君王的忠心。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将自己比喻成貌美的女子,写自己被恶意的谣言中伤,诉说着心中的悲愤。其三与“香草”类似,可泛指贤人。《离骚》中写过主人公三次“求女”的经历,追求的分别是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她们均为神话传说中的女子。而三次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因为宓妃的心高气傲而失败,第二次因为媒人的轻佻讨巧而失败,第三次则因为媒人的不善言辞而失去机会。如此坎坷的求女过程,正影射出屈原遇到的挫折。无论是从《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还是从《抽思》中“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抑或是从《哀郢》中“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都能看到屈原的爱民之心,正因为爱民,屈原才无比渴望能有明君贤臣来保障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
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文学创作必定离不开地域环境的影响,楚地大概位于今湖北、湖南一带,据考证,屈原故里即长江三峡,那里气候湿润、花木繁盛。同时,楚地民风开放,各种民间歌谣的传唱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诗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创作手法。比兴手法在《诗经》中多有运用,如《桃夭》一篇,以桃花来指代贤良的女子就是典型的比兴。屈原则开始大规模地通篇使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这样的比兴不再仅仅作为开头或某句出现,而是形成意象群,创造出独特的意蕴。后世文人在创作中对这种手法多有继承,他们或托怨女之情写君臣之事,表达壮志难酬的一腔孤愤;或以花草鸟兽自喻,道出心绪的不平与痛苦。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在表达希望得到君主赏识时,就将君王比作美人,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怨诗》以优美的诗句咏叹深山中的秋兰,借秋兰来比喻贤能之人惨遭埋没的痛苦。魏晋时期的曹植,才华横溢,深得曹操的赏识,但还是免不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命运。曹植长期被哥哥曹丕防备、限制,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自然而然地被曹植用来表达内心之悲,他在《美女篇》中以“美女”自喻,以美女难遇贤人来比喻自己的处境。唐代李贺的《苏小小墓》、宋代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都是熟练运用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佳作。屈原的“香草”“美人”似乎组成了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寄托着文人的理想,以绝美的境界疗愈着失意文人的哀伤。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自形成以后,影响中国文学数千年之久,正体现出后代对屈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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