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发展型资本主义体系

英国著名的日本经济史权威G．C．艾伦（G．C．Allen）讲述了一个有助于深入理解日本经济理念的故事。在二战末期，美国占领军当局建议日本应当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在恢复经济过程中集中力量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却持迥然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国想把日本纳入经济和技术链的末端，所以不予理睬。相反，日本通产省和其他高层经济管理机构把目标定为使战败的日本将来在经济和技术上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更加强大。到21世纪初，这个目标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驱动力。

在日本人的规则中，经济是服从于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龙太郎（Ryutaro Komiya）所述，自从明治维新（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一直是“使经济自给自足”和“赶超西方”。在二战爆发前，这种野心就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成为工业大国。不过自从二战惨败后，日本放弃了军国主义，集中全力使自己变为强大的工业和技术国家，并在日本人民中间促进社会内部和谐。为了实现这些社会政治目标，日本全国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经济运行和发展。

日本的这些政治目标产生了可以最恰当地称为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按照这种政策，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国家对某些工业部门给予扶持、管理和保护。日本觉得自己是后起者，同时深刻体会到日本经济和政治十分脆弱，易受冲击，所以树立了要在工业和技术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目标。这股强大的经济动力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日本人坚信自己独一无二、文化优越和拥有成为大国的幸运。

许多术语用于描述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独特性质：神道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福利公司主义、竞争性共产主义、网络资本主义、公司主义、生产者资本主义、参与者资本主义、战略资本主义，也许还有家喻户晓或说臭名昭著的“日本式公司”。这些术语分别指明了日本经济体系中特别重要的特征，例如经济发展至上，大公司在经济和社会构架中的关键作用，个人服从集体，生产者第一消费者第二，政府、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我认为，“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最恰当地抓住了该体系的本质，因为它表达了国家必须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与西方的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尽管与西方竞争具有紧迫性，但是日本常常让经济效率服从于社会平等与和谐。日本经济中许多令外国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正是其孜孜以求国内和谐的结果；对日本经济的“过度管理”部分地是出于保护弱者和无助者的愿望。例如，日本零售商店大量人员富余，雇用他们是想避免他们失业和对社会不满。这种情况也是日本制造业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且是日本拒绝效率更高的外国公司前来直接投资的部分原因。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还被作为促进社会安定的手段；日本公司与美国对手不同，非常不愿意“缩减规模”和解雇数以千计的员工，然而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问题正使这种状况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对政治独立和社会安定的关注仍是日本政府决定牢牢控制经济的主要因素。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日本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就在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由政府官僚、执政的自民党（LPD）和大企业三方组成的统治联盟，开始全力以赴地追求赶超西方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精英们采取贸易保护、出口主导型增长和其他政策来迅速实现工业化。日本人民支持国家的广泛干预，认为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具有合法和重要的经济职能。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通常在前者的领导下），一贯为谋求日本社会的集体福利而共同努力。

为了实现迅速工业化的目标，日本政府支持甚至创造了某些社会特征，劳动者勤奋、教育程度良好就是其中一例。从许多方面看，今天的日本社会正是国家一手造就的。日本的邮政储蓄制度促进了极高的储蓄率。由于二战后大部分时期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邮政储蓄制度将这些储蓄用于向日本公司贷款，对储户只支付极低的利息；这种金融支持大大降低了资金成本，非常有助于国家迅速工业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可惜，国家在支持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对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商品的进口和消费采取了不欢迎态度。幸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改变。

一方面政府内部机构分立，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拥有不同寻常的独立性和权力，这是日本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政府中的经济机构和其他部门实质上是独立的封地。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每个机构代表了日本社会的某个部分，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该部分的团体利益。政府机构之间经常就政策和管辖权发生争议；当新技术和经济发展涉及政府机构的传统职能时，这种争议就更多。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发现，三大负责对外事务的经济机构经常实行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其他机构的经济政策矛盾百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官僚倾轧，但是日本没有一个强大的行政当局，因此不易解决这种矛盾。此外，日本推崇决策必须得到一致同意，允许甚至鼓励了互不退让和犹豫不决的情况。实际上，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期，软弱的行政机构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日本政治精英之间已就大家应当走什么道路达成了协议。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行政部门的软弱显然成为日本处理经济和金融难题的一个严重障碍。

日本社会的另一个不同特征是私人企业承担了许多“公共”责任。例如，私人公司要为绝大部分日本人的社会福利承担主要责任。美国政府把管理权限授予准自主的政府机构，日本则把指导企业活动的大多数职责授予私人企业协会。这种以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紧密联系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做法相当实用。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就是日本将“法治”这个公共职能也私有化了。日本街头犯罪率低的原因之一是日本黑手党维持着街道治安，警方则对其营生表示容忍。

这种由企业和私人企业协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做法是想保障社会稳定和公平。不过，它的确导致了某些集团享受特殊待遇，任意武断地进行决策和采取歧视行为；这种自我管理的做法还直接违背了美国人关于无论地位尊卑普遍规则对每个人同样适用的理念。美日文化在“公平”定义上的差异是两国经济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引发公开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日本私人企业协会承担了基本公共职责，这种做法为日本融入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麻烦。出于文化和其他原因，日本发现实际上不可能吸纳外来者加入自我管理的协会。这种协会在日本制定规则，指导企业的竞争行为和其他经营活动，而寻求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公司自然把这种自我管理的做法视为歧视。强调“公平”和一事一议原则的自我控制体系在自我管理的协会中实施，但这种体系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冲突，因而也是一个需要清除的巨大障碍，以便开放日本市场和使日本完全国际化。

产业政策是日本政治经济中最具争议的一个方面。我在前面阐述过，产业政策指的是一国政府为了指导和构建经济整体结构所采取的专门措施。战后初期几十年里，日本为重点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提供了政府支持，诸如贸易保护、大量补贴和其他手段。政府还支持成立卡特尔以帮助夕阳产业和消除“过度竞争”。通过补贴、提供低成本融资以及特别是由政府官员进行的“行政指导”，日本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效果一直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一方是修正主义学者和“发展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拥护者，他们把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其独特的经济体系和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大作用。另一方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及一部分日本经济学家，他们强调日本执行了符合市场的经济战略。

查默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1925—1975年产业政策的沿革》（1982年版）是修正主义或者“发展型资本主义国家”观点的优秀代表作，他赞扬日本通产省协调得法，促成了战后的经济和技术成就。[20]约翰逊认为，日本是发展型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美国式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赞扬通产省和日本其他部门为战后的杰出经济成就所做的努力。通产省和其他机构采取了诸如进口保护、政府补贴和低成本融资等措施，来推动迅速工业化和高科技部门的发展。在约翰逊和其他修正主义学者看来，日本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是行政指导；通过行政指导，鼓励、有时甚至迫使私人公司投资于那些以高附加值为特征、受到政府扶持的产业和高科技部门。此外，日本之所以出口取得成功，是由于采取了新重商主义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

在辩论的另一方，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少数日本经济学家说，日本经济之所以成功，要归因于日本执行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以及由此纠正的经济发展根基。他们盛赞，日本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卓越的企业管理和创业精神，以及杰出的教育体系，是日本成功的主要原因。此外，大藏省执行平稳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贡献。在解释日本的出口成就时，许多人指出，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而资本和熟练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制造业和产业创新中具有比较优势。根据这种观点，日本产业政策其实与日本经济成就没有什么关系，它甚至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通产省曾努力在日本推动第五代计算机和石油化工业的发展，但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通产省另一个丢脸的例子是，日本曾阻止本田公司建厂生产汽车，理由竟是日本无法支持更多的汽车制造企业！

产业政策争论的双方都持有大量的证据，但是并没有争出个结论来，因为谁都拿不出事实来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日本经济到底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当然，诚如批评家所言，通产省犯过不少错误，例如浪费了资源。然而，有一些评论可以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政府支持和保护重点工业部门的私营企业是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通产省和其他日本经济机构的扶持政策为本国企业缩小日本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高科技工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差距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的竞争（反托拉斯）政策激励联合企业集团的形成。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说明，这种联合企业集团对于提高产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确实举足轻重。

在二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挑选了若干个实力很强的企业，保护它们免受本国和（特别是）外国的竞争。这些受保护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因而发展迅速。政府还通过促进合作研究计划和其他一些方法支持技术的发展。一旦某项技术得到充分开发，政府就会大力鼓励国内竞争（但不是国外的竞争），以提高企业的效率。政府的这种支持鼓励企业采取在国内以盈利为重点、在国外以增加市场份额为重点的战略。要是像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那样认为，在日本可以明确区分政府政策和私人主动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幼稚工业的广泛保护是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争论的，尽管日本和其他国家政府在挑选胜利者，即挑选能独立生存发展的新工业部门方面，基本上都没有成功过，但是日本在保护和扶持那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已显示出经济重要性的工业部门（汽车、电子产品和科学仪器）方面却非常成功，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日本促进这些幼稚工业发展的政策有如下一些：

1．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2．通过财政政策等维持高价格，使公司收入提高，减少消费，尤其是外国商品的消费；

3．通过战略贸易政策和限制进口政策，保护日本幼稚工业不受商品进口和外国公司在日本建立分支机构的影响；

4．政府扶持钢铁等基础工业和非专利技术研究（如新材料研究）的政策；

5．竞争（反托拉斯）政策和其他支持联合企业集团及公司之间合作的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时，日本产业政策贯彻得最成功。但是，随着日本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以及日本公司靠自己的努力变得日益强大，日本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不明显。不过，日本人民和政府仍然相信，国家应当在工业的不断发展中发挥核心的或者至少是重要的支持作用。

公司治理和私人企业实践

日本产业组织的公司体系在好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工业国的公司体系不同。虽然由于日本经济的不断成熟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滞胀，日本公司体系的特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与欧美经济体系之间的根本区别依然存在。三个最重要的区别表现在产业关系体系、企业融资体系和产业组织体系形式。尽管这三种体系是相互紧密联系和影响的，然而我们最好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日本产业关系体系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在像索尼和丰田这样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公司中，主要员工都享受终身雇佣制，工资随资历增长而增加，并被当成公司的一分子，公司对他负有社会责任。虽然这种体系受到强烈的批评，并因日本经济问题受到削弱，但是它的优点在于终身雇员是企业拥有的长期资产，所以日本公司乐于增加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然而，终身雇佣制的一个最大不足是它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使比较年轻能干的员工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几乎不可能裁减能力低下或冗余的员工。在另一种劳动力市场里，大部分员工，尤其是女性和小企业里的员工，几乎没有稳定的职业保障，也得不到像终身雇佣制赋予的种种好处。

在融资体系方面，美国公司往往从股市筹措大部分资金，而日本公司则依赖未分配的企业盈余，最重要的是依赖分支银行的贷款。银行贷款通常都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担保。日本银行体系（包括政府经营的邮政储蓄体系在内）、严格的资本管制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了日本企业享受到很低廉的资金成本的好处。正如肯特·考尔德（Kent Calder）指出的，这种融资体系在他称之为“日本战略资本主义”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美国企业强调保障利润和股东的利益，而日本企业则考虑对参与者（包括雇员和分包商）承担责任。美国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而日本企业则想最大限度地扩大销售和提高公司增长率。这些差异使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对日本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性质产生过怀疑。

联合企业集团（keiretsu）是日本的企业集团或联合企业，几个大企业及其供应商和销售商基于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而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为日本企业体系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32]联合企业集团的核心是一家大银行（在日本称为主办银行制），这家银行负责提供信贷，并在联合企业集团实施经济战略时发挥关键作用。成员企业之间的非正式联系通过互兼董事、相互持股和其他机制得到加强。这些结构旨在为经营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股东的利益服务。这种企业集团可分水平联合和垂直联合两种形式。采取水平联合方式的有三井、三菱、住友等，一般有数十家企业组成，包括一家大银行、几家制造企业和一个销售网络，还有其他一些成员。[33]除水平联合外，垂直联合是由一个制造业母公司，一个范围很广、长期参与的分包商，以及服务供应商组成。大约二十多个此类联合企业包括了汽车和电子产品工业部门中最主要的制造公司，例如丰田和松下。总体来看，两种类型的联合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日本企业。

在联合企业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会利用和/或增强下一级伙伴的实力。例如，母公司与长期稳定和可信赖的分包商共事，提高后者的技术能力，改进它们供应给母公司的零部件质量。母公司甚至会与其分支机构分享原来它独占的信息，从而提高联合企业集团的整体效率。因此，联合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对日本国内和国际竞争的性质以及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市场份额而非利润极大化才是日本企业战略的主要动力。市场份额的扩大可以增加规模经济效益，并且使企业管理经营人员获益。即使日本经济受到高度调控、各部门相对独立和过分保护，日本市场实际上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例如日本有不少汽车公司，而美国只有三家。在日本，竞争往往是寡头垄断性质，兼有熊彼特学说讲过的特点，即它靠的是技术革新和质量推动，而不是价格较量；政府的政策使消费品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的是增加企业的利润。

卡尔·凯斯特在论述日本企业治理问题的专著中，令人信服地争辩道，联合企业集团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极其有效合理的机制，它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使它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联合企业集团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就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联合企业集团内企业信息的交流也降低了不确定性，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集团成员间相互持股保护成员企业免遭恶意收购，大大降低资金成本。总之，这是一个互助的企业体系，当联合企业集团内某个企业发生困难时，其他成员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与美国管理层不同，企业管理层不受外界股东的牵制，使日本公司可以根据最大限度地获得市场份额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短期利润的目标来实施公司战略。正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所说，日本之所以能那么了不起地适应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变化，日本联合企业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36]当然，在适应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价格上涨的形势时，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成功。尽管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碰到了困难，可是联合企业集团拥有大量内部资源和长远的目光，结果总能发明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联合企业集团机制有效地把大企业在金融等方面的优势和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了。

尽管（或者说也许因为）联合企业集团是极其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但是日本以外的国家却对此大为不满。不满的原因之一为联合企业集团是一个把所有“局外人”排斥在外的封闭系统。所谓“局外人”不仅包括非日本的公司，而且包括不参加联盟的日本公司，如果参加联盟，参与者可以分享到企业寡头垄断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垄断租金。日本联合企业集团机制的排外性大大限制了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还使外国公司极难“接管”日本公司，而使日本公司在扩张中拥有巨大优势。日本联合企业集团比较容易收购外国公司，以便获取技术和市场份额；反过来，外国公司通常很难为了同样的目的收购日本公司。而且，联合企业集团控制着销售渠道，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虽然在本书写作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可是外国公司仍把日本联合企业集团视为它们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重大障碍。只有日本人把联合企业集团看成他们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市场进入的差异或不对称问题是日本与外国贸易伙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